利希滕斯坦《格言集》里面有一句似有深意的话：“世上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工作，大多已由莎士比亚本人完成。”微言大义暂且不管，至少是让我们明白了一点：既然莎士比亚把该做的工作都做了，留给我们的应该不多了。然而事实远非如此。对莎士比亚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源远流长，蔚然成“学”，几百年热情未曾稍减。据《歌德谈话录》记载，歌德对爱克曼盛赞莎士比亚时承认：“不过我们对莎士比亚简直谈不出什么，谈得出的全不恰当。”可惜莎学专家们不肯把耳朵借给歌德，忙着“在纯金上镀金，给百合花上色，为紫罗兰洒香水”。现在又多了一本700多页的莎翁颂歌，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哈罗德·布鲁姆。
1973年出版的《影响的焦虑》确立了布鲁姆在理论界的地位，也标定了他为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张目的大方向。此后他新作披纷，声名盛极。1994年的《西方经典》一书有砖头那么厚重，大概可以看作地位的象征罢。新著《莎士比亚：创造人性》尚未正式出版时已获国家图书奖提名。今年11月16日的《新闻周刊》专文报道布鲁姆和他的新书，当记者称誉他为美国最知名的文学评论家，布鲁姆坦承：“嗯，没错，没错。”
本·琼生说莎士比亚“诚非一时之选，其功厥在万世”。为什么莎士比亚仍是经典之王呢？布鲁姆绝对不承认那些历史的、社会的解释，他认为简简单单，源于莎翁无匹的伟大天才。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在布鲁姆心中好像一部俗世的圣经，后来者的语言、心理、神话体系悉数来自这里。他说莎翁通过笔下的人物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，个性、内在的人性，同时也创造了我们自己。《纽约时报书评》上的评论家詹姆士·夏皮罗不无讽刺地说：“如果莎剧是我们口诵心惟的俗世圣经，那布鲁姆扮演的就是虔诚布道士的角色。”
布鲁姆完全不谈情节、事件和风格，甚至你读完整本书也不会发现其实莎士比亚在历史、政治、法律、宗教等等方面兴趣有多浓。只有人物才是重中之重——并非所有人物都同等重要，只有那些在布鲁姆眼中显得不可思议地真实的人物才重要，像哈姆雷特、福斯塔夫（《亨利四世》、《温莎的风流娘们》）、罗瑟琳德（《皆大欢喜》）、伊阿古（《奥赛罗》）、艾德蒙（《李尔王》）和克柳巴（《安东尼与克柳巴》）。用布鲁姆自己的话说，这些人物“将人性推至极限，却又不打破这些极限”，“某种新的人类意识因之而生”。
布鲁姆的书警句迭出，虽然未必都经得起推敲。他说：“心有所恋，而同时又能心明身受爱的荒谬，我们得到罗瑟琳德那里上一课。”他说：“莎翁的戏剧就像我们凡人的命运轮盘，晓谕我们是否做了傻瓜，是否受到时代、爱情、财富、亲人或是我们自己的愚弄。”说起来，布鲁姆还是那份旧式文人的做派：口若悬河，不拘细节，牢骚满腹，自命不凡。盛宁在《二十世纪美国文论》中曾不无惋借地指出布鲁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。他怎么形成体系，他的才气和直觉早已溢到体系之外。
警句归警句，但布鲁姆给出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；如果说他是布道士，那也是全凭自己意志解经的布道士。布鲁姆过于强调人物，对那些并不注重剖视人物内心的剧本，他便削人足适己履，有时甚至语涉谵妄。关于《亨利三世》，他强词夺理：“莎翁偏离了自己的艺术。”关于《科利奥兰纳斯》，他理屈词穷：“是否莎翁已经厌倦了更深地发掘人性？”也许莎士比亚意识到了内心世界的局限，转而利用奇迹、神秘和死亡再生等更广阔的图景来展现更丰满的人类经验呢——当然，这全不在布鲁姆的考虑范围。这个自诩“莎迷”的布道士为了将莎士比亚置于天堂的高度，一面对自己的主神滥施赞美，一面对莎士比亚同时期的剧作家横加挞伐。说来布鲁姆也算是西方经典了不起的卫道士，不过莎士比亚在他的心目中也许太神圣了，“罢黜百家”也在所不惜。
布鲁姆今年68了，他自比福斯塔夫，那个“笨蛋和弄臣”。不过他自己并不这么看，他把福斯塔夫视为莎翁笔下两个最伟大的创造之一（另一个是哈姆雷特！）。“四百余年过去了，福斯塔夫屹立不倒；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他声名不衰。”布鲁姆的自信也许走得太远了，他应该熟悉大法官对福斯塔夫说过的那些话罢：“您的智慧不是正一天一天空虚，您的全身每一部分不是都在老朽腐化，您却还要自命为青年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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